富士康事件从媒体广泛跟进到中X部下封口令，只有四五天时间，这四五天就是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。而随着对门户网站的加强控制，再加上它们的稿件基本上来源于传统媒体，大网站的生存期几乎和传统媒体一样；我前几天和一个纸媒的朋友开玩笑说，对网络的控制，其实是让传统媒体受益的。富士康事件的后续，可能只能零星存在于一些BLOG了。这个路线图，基本上就是所有敏感话题在中X部追杀之下的可悲场景。对BLOG的控制也是迟早的事，那时候，只能祈求英文媒体多多关心中国的事情了，也只能祝愿中国人的英文水平越来越高。

有两件事是在媒体上永远无法说的，但必须是我们的常识，一是大陆的所有媒体都是党报，是党的喉舌，与最后的真相无关，二是大陆所有的法院都是党的暴力机器，与最后的公正无关。一个市委书记，控制他领导的报纸与法院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；只要事情一大，入了他的法眼，那么，他的旨意可以包装成压倒性的舆论支持与“公正”的法院判决。媒体能做的，也只是在四五天内迅速掀一角事实，然后等着封口令，富士康作为一个超级财团，所犯之事又被视为“中国制造”的常态，中X部出来保，是必然的。在大陆，再有责任的媒体，都只能像个游击队，朝虚假放几记冷枪，指望事件持续发酵，最终达到真相，那是痴人说梦。正是因为这点，我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充满敬意。也正是因为这点，我鄙视那些有意遗忘我们所在现实的貌似中立者。尤其可笑的是，中X部的禁令已下，仍然有人在谈公正与客观。富士康若是狡猾一点，一点机会都不会留给媒体，直接找市委书记把事情做掉，把总编撤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里要像现在一样搞得灰头土脸？当然此事之后，所有的财团都知道应该如何控制不利于自己的事情，打官司索赔肯定是下下之策了。

在这次事件中，我最喜欢的是贺卫方先生在接受《南方都市报》采访时说的话，一个知道法的本质是什么的人，一个知道现实当中法又是个什么东西的人，他对富士康事件的定性，我认为是最合适的：“这是一种震摄、淫威”。媒体找到机会说一点真相并不容易，可惜的是，最后还是只收获了原本就存在着的贺卫方先生。

下面转载一下贺先生的说法。
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认为这个案子很荒唐，“大企业应该接受公众和媒体严格的监督。最 荒唐的在于诉讼的对象不是媒体本身，而是记者，记者在自己报纸上发表文章是一种职务行为，是受报社委托的，所以诉讼对象是完全错误的。另外，法院受理此案 后，没有做一个基本的审查，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，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严重的错误”。

贺卫方说，中国的法治刚刚起步，有时候会让一些人觉得只要有办法把路摊平，搞掂，什么事都能做到。“而他们又有强大的阵容和财力，实际上迄今为止，他们的判断是对的”。

“这是一种震慑、淫威”，贺卫方说，“他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其他的媒体产生一种寒蝉效应，我想这也是案件处理中司法界必须要考量的问题，如果媒体对企业行为、政府行为都不敢去发表批评性的意见，那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？”“这个案子无论结果如何，到目前让人非常忧虑”。

贺卫方觉得西方国家处理这类案子的经验值得借鉴，“是否立案应该有一个相当严格的审查，比如是不是有实际恶意的证据，诉讼方必须要提交证据表明，被诉方明知道所报道的内容是虚假的，还要把报道发表，才能构成一个立案的条件”。

“最后会不会判3000万？我觉得不大可能”，贺卫方根据自己研究众多案例的经验说，“诉讼 人狮子大开口，最后的判决往往都很少。但是非常讨厌的是，我们国家法院在受理这种案子时，是按标的额来收取诉讼费，主张的越多，法院的收益越大。这个案子 我估计有20万以上。最后判决数额很少，比如赔偿30万，但诉讼费是按3000万收取的，而诉讼费又往往是由败诉一方缴纳，等于如果两个记者败诉，不管判 赔多少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相当大”。 (南方都市报)本版采写:本报记者王吉陆